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赫塔尔在日前举行的“2016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上表示，当前受油价下行、地缘政治变化、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全球能源安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首先，过度依赖石油等传统能源是全球能源安全的长期挑战。亚太地区很多大的经济体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于中东，使亚太地区对石油有过度集中、过度依赖地缘政治地区的风险;东亚石油供给的运输瓶颈来自于马六甲海峡;油价若长期保持低位运行，或导致未来供不应求、价格大幅波动。其次，能源安全政策与气候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十分急迫。
阿赫塔尔同时开出了药方。她指出，推动国际能源合作、能源互联互通，有助于能源安全目标的实现，“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针对经济走廊的发展来开展工作，目标包括强化电力跨国界互通，有助于解决区域电力短缺的问题，强化区域能源安全”。此外，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能够减少供给的脆弱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十三五”的能源发展目标是要清洁低碳，建立现代能源体系。郭焦锋指出，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或达到48亿吨标准煤，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约占15%，天然气约占10%，石油约占18%，煤炭占比约57%。
在新的国际能源格局下，中国如何看待“能源安全”问题?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记者对郭焦锋进行了专访。
“生态安全”是首要目标
记者：过去十年间，中国业界对于“能源安全”的看法有哪些变化?
郭焦锋：中国能源智库在过去十年间对于能源安全的看法有很大变化。以前是把“石油安全”作为能源安全的核心，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在国外加强油气勘探开发、构建四大油气战略通道，以及与中亚、南美、非洲、中东的对外战略合作，都是围绕石油安全展开的。
近三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能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基本达成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能源智库在看待能源安全时，已不仅仅局限在“石油安全”，而是更加全面。我们认为，能源安全的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能源供应持续有保障，这是能源安全的底线，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必须能够可持续、有保障地供应。
第二，能源价格平稳可承受，也就是说，要让众多的老百姓(603883,股吧)、企业能以可承受的价格来使用能源。
第三，生态环境友好。今后能源开发利用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做到生态环境友好。
第四，通道安全可靠。“通道”指的是“能源输送网络”，不仅包括船运、公路运输，还包括网络运输，比如电网、气网、热网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通信与能源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中国今后要加快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推进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深度融合。因此，能源领域中的通信安全和管网安全成为未来能源安全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前两个方面是我们在更关注“石油安全”的阶段老生常谈的问题，而今后我们对能源安全会更全面地重视起来，不仅要考虑“供应安全”和“价格安全”，还要考虑“生态安全”和“通道安全”。
记者：在你提到的四个方面中，当前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哪个方面?
郭焦锋：我认为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生态安全”。因为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还未改变，2015年中国煤炭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64%，还是个“大头”。现在世界范围内提出，要实现全球气候变化的控制目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大气污染等。
生态安全要得到扭转和改善，就必须优化能源结构，使煤炭的比重不断降低。为实现目标，中国提出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目标，希望到2020年，将煤炭的占比降到60%以下。
所以“生态安全”是当前和今后中国能源工作的中心和关键。中国的能源政策都是围绕“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制定的，比如“推进生态文明”的目标和2013年发布的“大气十条”，其中很大部分是在论述如何优化能源结构。
从供应上来看，中国的能源供应是多元供应，不仅包括油气，还包括煤炭、核能、水能、太阳能、风能等，所以能源的供应安全从近几年和今后长时间来看都不成问题。从通道来看，目前中国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很先进，通道安全在能源领域还不是很突出的问题。价格方面，中国正在推动能源领域的价格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改革等。
记者：提高天然气占比被认为是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核心，你预计天然气价格调整还有怎样的空间?
郭焦锋：目前中国天然气价格还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在各地终端由地方政府来制定天然气供应价格。我们认为应该尽快，最好是明年，全面放开天然气价格，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因为现在从全球来看天然气呈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内也是供过于求，如果由市场定价天然气价格将有较大下降空间。
从供应侧来看，今后十年左右时间，国际LNG价格将长期在低位徘徊，每方气约合人民币1.3-1.4元。如果能将国际廉价的天然气大量进口到中国，对于国内天然气价格的下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从管道侧来看，中国管道系统非常多，一些地方从天然气生产到供应终端，能有6个环节的管道系统，层层加价。在有些地方，终端价格甚至达到生产价格的三到四倍。所以今后在输气和配气上应加强价格监管，减少管道环节，有效降低天然气价格。
天然气价改的关键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放开天然气价格，让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实现第三方公平准入。这样的改革完成后，总体来看天然气价格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
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记者：你认为，近年来中国是否正在更少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能源安全”?
郭焦锋：正如上面提到的，如今谈“能源安全”更重视全方位的安全，所以不能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更多的是站在全球能源治理的角度来看。
国家现在正积极地参与到全球能源治理中去，比如成为IEA的联盟国，和IEA的合作不断深入;在国际能源宪章基础上加强能源合作与交流;在国际能源论坛专门派了一位秘书长，深入交换意见。去年12月召开了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也是构建能源治理体系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和机构，中美达成了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共识。中国在会上率先承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所以，中国现在更多的是从全球角度，通过贸易合作、技术合作、投资合作来推动能源安全的合作，通过更积极地参与到全球能源治理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来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
记者：阿赫塔尔在主题报告中提到东亚石油供给的运输瓶颈是来自于马六甲海峡。对于马六甲海峡困境，你是如何看待的?
郭焦锋：对中国而言，马六甲海峡不存在“困境”的问题。首先，像之前提到的，中国是多元供应能源体系，除了石油还有煤炭、新能源等等。现在能源安全不再只关注石油安全，所以再把马六甲海峡看成一个能源安全的主要制约，不符合现在的情况。
从石油安全来看，中国已建成四大油气战略通道，也就是一条海上通道和三条陆上通道——东北(中-俄)通道、西北(中国-中亚)通道、西南(中-缅)通道。所以马六甲海峡的问题没那么重要，我们更要关注通道，关注电网、气网等管网的安全，网络领域的安全，而不是马六甲海峡。
记者：中国在油气合作的地区选择上有怎样的趋势?
郭焦锋：中国一直倡导多边合作，形成多渠道、全球性的进口格局，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趋势，可能只是在某个时期从某个区域进口的油气有所增加。事实上，只要是在全球基本贸易规则下，我们都鼓励企业与不同国家在油气领域进行交易。
石油方面，中国尽管从中东进口较多，但随着运输通道的不断改善和运输成本的降低，也会增加对美洲、非洲国家原油的进口。
天然气方面，中国在陆上与中亚、俄罗斯进行了管道联通，缅甸也有一些(缅甸由于资源问题，进口的较少)。中国目前主要是进口中亚的管道气，俄罗斯也会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会大幅增加对LNG的进口。现在国际上LNG的生产国很多，比如卡塔尔、印尼、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都是LNG的主要生产国，中国和这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准备签订LNG的长期供应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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